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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国际合作可义利兼收

发布时间: 2017-09-13 17:55:08   作者:外经处(外合中心)   来源: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浏览次数:

《愿景与行动》提出,着重加强农业政策、投资、贸易、科技和民间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统筹推进“外经、外贸、外事”协同发展,为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农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农业就是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的重要内容。农业国际合作相对其他行业合作来说,敏感度低、切合公众利益与民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合作态势积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中国已同“一带一路”48个国家签署101个合作协议,农业国际合作已成“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共同需求,是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一,正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双向开放格局。

农业对外投资势头持续向好。近几年农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农业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500多个,农业对外投资同比增长45%,投资区域显著向“一带一路”沿线聚集,投资涵盖农、林、牧、渔、服务和加工业等各行业,业务范围覆盖种子研发、生产、初深加工、物流、仓储及销售等各环节,合作链条不断延伸和拓展,投资主体和合作方式进一步多元化,这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沿线各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农业科技交流日益频繁。截止目前,我国已在非洲和亚洲等区域的有关国家援建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为受援国举办209期培训班,共培训近5000人次农业技术与管理的人才。我国援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通过技术示范、推广和培训,使苏丹棉花、玉米、花生单产提高2-3倍,苏丹全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已由2010年的14150公顷提高到目前的10万公顷。通过农业科技交流与示范推广,带动我国企业、优势技术和农资农机及发展经验在“一带一路”国家落地,促进了参与国家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农民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带一路”新机遇

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多个合作项目,提出了一系列合作举措,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农业就是其中重要合作内容。论坛前夕,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成为广泛共识,为新时期农业国际合作提供了“共商、共建、共享”路线图,合作机遇凸显。

外部合作需求强烈。农业合作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东欧、非洲等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国家对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的愿望强烈,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资料供给、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建设等方面发展需求迫切。新疆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开展棉花、水稻、小麦等农作物全产业开发合作,就是立足塔国农业发展诉求及该国丰富的光热水土和劳动力等农业资源及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战略节点区位优势,不仅为塔国带去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常年带动当地3800余人就业,而且填补了塔国农业及轻工产品缺口,有效缓解了当地粮油、纺织产品大部分依靠进口的局势,为社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了显著贡献,是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国内合作空间巨大。一方面,我国是农业大国,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杂交水稻、特色小作物、热带作物、设施农业、中小型农机装备、农兽药生产、水产养殖及动植物疫病防控、饲料生产、土壤改良等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业技术和产业体系,部分优势产品加工能力有富余空间,走出去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2016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875.6亿美元,对世界农业资源的需求量和供给量巨大,特别是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给“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其中5年内要调减玉米种植面积5000万亩,我国在境外的农业国际合作项目为服务国内耕地休养生息发挥相应的作用。

多方位创新合作

一谈到农业对外合作,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走出去租地买地种粮食,或者开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局限了对农业国际合作的理解。《愿景与行动》提出,着重加强农业政策、投资、贸易、科技和民间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统筹推进“外经、外贸、外事”协同发展,为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合作指明了方向。

共建一批境外农业合作园区。《愿景与行动》提出要推动与参与国家企业合作共建一批农业产业园区和农业合作示范区。近年来,江苏、天津、安徽、云南、广西等一些省份积极探索以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为引领,与参与国家企业合作共建农业产业园区,带动国内农业技术、服务、资金、农机、农资等无形和有形产能合作,形成产业集群和平台带动效应,促进了农业高水平双向开放,实践证明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下一步,应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牵头搭台,结合参与国家的意愿和基础条件,重点考虑在东南亚、中亚、中东欧、非洲、俄罗斯等重点区域和国家共建一批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各类企业入园发展。

优化农业对外投资合作方式。投资贸易是“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永恒主题,尤其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对外部投资的需求进一步上升。但对外投资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从投资环节、组织形式到投资方式及目标市场定位,都应有长期谋划。一是要推进全产业链投资建设。要从风险比较大、利润率比较低的农业生产种植初级环节解放出来,借鉴百年老店四大国际粮商(美国ADM、邦吉、嘉吉;法国路易达孚)的经验,重点瞄准农业产前研发和产后加工、市场流通和贸易渠道等关键环节的投资布局,努力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主导权和定价权。二是要集群式抱团走出去。要转变对外投资单打独斗的组织形式,借鉴安徽农垦在津巴布韦组建“皖津联盟”的经验做法,更加注重抱团出海,引导有实力的企业组建不同类型的产业联盟,实现种养加、农机、农资等企业和农业科研机构集群式发展,实现产业链协同配合,降低农业投资成本,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是要有买全球卖全球的权益观。境外投资开发不仅要注重本地化,直接投资与合资、并购等多模式并举,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民生改善;还要注重全球化,境外权益产能的目标市场不能紧盯国内,而要买全球、卖全球。

创新农业国际产能合作模式。推进农业国际产能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也符合“一带一路”参与各国对我国农业技术、品牌、标准、服务和农产品种植加工贸易、农机、农资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的发展需求。各国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各异,合作互补侧重点各有不同。一是坚持科技先行。专业的技术支持是农业对外合作的关键,可充分利用境内外现有的技术资源,进行全球农业科技布局,针对不同地区和领域采取科技交流、人员培训、援建实验室等相应的技术合作和转移策略,共同规划实施农业科技合作与示范、动植物疫病疫情联合防控、农业研发促进培训,分享农业技术、经验和农业发展模式,实现技术输出和经贸合作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探索走出去促产能合作。走出去企业要针对重点区域、重点市场、重点产业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推动国内优质富余产能转移与供给不足的精准对接,更好服务境外农业发展,带动国内产业升级。三是探索对外援助带动产能合作。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农业合作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畜牧业、农副食品加工等行业,发挥我农业种养加技术优势,并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开展三方合作,依托南南合作平台,增强粮食进口国或主要缺粮国生产能力,促进我国境外权益产能与援助粮源的结合,实现农业外经、外贸和外交统筹协同。

加强与东道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打造中国的‘后花园’,而是要打造沿途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百花园’”。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合作,不能一厢情愿,而是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双边合作,加强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欧盟“容克投资计划”、匈牙利“向东开放”、英国“北方经济中心”、埃及“百万费丹土地改良计划”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并发挥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务实推进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农业投资贸易、科技、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带动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劳动力就业、改善民生。

不遗余力地推进投资便利化。我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更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作为世界上农业开放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也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合作,积极参与区域性农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支持多双边涉农国际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农业政策对话,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在金融、税收、保险、动植物检验检疫等方面务实合作,协调解决农业国际合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消除外资准入、经营监管、外资退出等环节的投资壁垒,持续提高农业领域投资便利化水平。

完善农业对外合作公共服务。农业对外合作项目不仅要面对自然风险,还要处理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安全风险,而且前期市场投入成本高、资金回收期长,相比其他行业而言承受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单靠企业的力量去应对,无法有效参与国际竞争。所以,推动好、服务好、指导好涉农企业对外合作,还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一是加强支持农业对外合作的政策创设。聚焦企业反映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等实际问题,加强政策创设,积极构建支持农业对外合作的政策支持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向走出去企业提供目标国家的资源禀赋、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等基础信息和投资动态、贸易变化、灾害风险等动态信息及技术服务。三是引导企业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支持走出去企业做好尽职调查,搞好项目规划,并开展企业信用评价,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四是布局一批农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训基地,深入实施“扬帆出海”培训工程和“猎英行动计划”,为农业国际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刘志颐发表于《中国投资》2017年7月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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